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我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关键，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必然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命题，也是社会组织与体制改革命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配，就能够有力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历史经验看，相比于生产力发展而言，生产关系的变革往往是滞后的，在新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旧的生产关系往往是发展阻碍。我国需要立足长远，以战略眼光改革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政府、市场与个人都需要积极参与生产关系的改革。
高效的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科研，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研制战略武器开展了“曼哈顿工程”、“雷达工程”等大型科研项目，塑造了“大科学”的研究传统，以大工业生产的管理模式为基础，形成了高效的现代科研组织体系。冷战开启后，美苏双方展开了以空天科技为核心的激烈科技竞赛。苏联通过强力的国家计划体系和研究院体制第一次将人造地球卫星、人类和空间站送入太空。美国更是通过“阿波罗计划”、“航天飞机计划”等大型政府科研计划将大学和企业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有效组织起来，创造了人类登月的奇迹。“阿波罗计划”的成功推动了人类科研的跨越式发展，当今社会人类所依赖的计算机、电子信息、半导体、全球卫星定位等技术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相关研究项目。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主导有组织科研逐渐减少，高质量原始创新成果相较冷战时期明显减少。原始创新成本巨大，往往需要国家前期巨额投入进行铺垫，再进一步通过军民融合等方式走向市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通过“大科学”的方式取得过“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以国家为主导的有组织科研是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的重要保障，也是向社会输送原始创新成果的重要基础，需要通过任务牵引、定向委托、“揭榜挂帅”等方式，发挥举国体制的组织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