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文稿：人民性视域下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创新研究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突出了人民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人民性”的感召下，基层社区通过dj引领、多元治理等方式构建了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这种供给模式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強调了人民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主体性，让社区群众具备更多的话语权与参与权，在多元化的建设中凸显了差异性的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并通过立法保护的方法，促进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主体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人民性”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开展的宗旨，更好地发挥“人民性”是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提升质量的重要保障。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面临完善和创新的挑战，基层领域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现状

（一）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演化进程

在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就强调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以及城市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所做出的评价标准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学者都认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借鉴商业化的管理模式，因为商业化的管理模式，可以促进城市文化供给，形成按需分配的合理模式，从而提高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和精准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结构性配置”[1]37逐渐被学者提出来，这种结构性配置更加突出以互联网数据为基础，对城市社区居民进行文化输送与爱国主义的宣传。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了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空间差异”[2]82现象。城市社区的空间差异现象，特别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领域主要强调不同居民的文化获得感不同，强调每个公共文化服务的供应者需要按照文化的受众进行组织和策划，以此减少经济成本。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差异性问题上采用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这些学者重点研究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应者的供应动机，更加具体地说，就是企业的商业动机。西方国家的学者们通过对商业动机的理解和概括将其推演到城市社区文化治理的高度上，这种思维方式虽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发展并非完全一致，但西方学者所强调文化治理的高效性、商业化、低成本的发展模式仍可以为当今中国社区文化的建设，特别是文化资源共享的具体实践提供灵感。

有的学者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社区层面三个领域评价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及其供应模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学者们通过广泛调研，对文化受众进行多种方式的访谈和测试，深刻分析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应与相关地区的公共决策融合性发展。还有的学者专门对西方城市社区文化供应的机构进行广泛调研，总结出由政府支持、私营企业推动的社区文化治理模式，学者们发现这种商业化的合作方式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调动社区居民的文化参与热情，形成多元化的社区文化服务网络，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文化自觉。从2000年以来，西方学者在城市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供给模式的研究中，凸显了两个重要的特色：一个是强调城市社区文化治理视域下公共文化服务的“可靠性”（Reliability）[3]215，另一个则是强调城市社区文化治理视域下公共文化服务的“移情性”（Empathy）[4]101。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可靠性，主要在于考察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相关政策和相关实践，通过对城市社区服务平台的考察分析相关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同时，还要对城市社区文化受众进行广泛调研，总结相关文化服务中心令人信赖的程度。而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移情性则强调社区文化平台对社区居民的关注度，相关研究者希望能够通过对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与政府单位和社会民间组织的共同合作程度的考察，呈现出城市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供应模式的依赖感和需求度。在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发展的早期，很多学者就提出与“人民性”相关联的重要概念和思想，这些思想理论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到“人民性”，但是很多观点都与“公民性”“普惠性”相关。比如威廉·威尔克斯在其研究中提到了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提出的代表性思想，强调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要遵循经济利益与城市公民利益相统一的原则，要构建符合持续性发展要求的评价体系等[5]44。虽然在80年代以前，西方众多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都没有凸显出文化受众的主体性地位，但是文化发展的普惠性特色已经被学者们关注到，这为20世纪以来突出文化受众决定性作用的理论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发展趋势